看完《碟中谍5》,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持枪

碟中谍5

1776年美国之所以能够建国,源自于一种核心传统“对暴力与不义的反抗”,这是建国之本,而这种精神被好莱坞水乳交融地注入了流行大片中去。

大概德帕尔马导演在1996年拍《碟中谍》第一集的时候并没想到,20年过去了,这个最早只是1968年美国CBS电视台同名电视剧所改编的间谍特工系列居然拍到第五集,而前四部在全球席卷了超过20亿美金。

眼见派拉蒙的间谍特工系列如此大卖,环球影业不甘人后在2002年开始用《伯恩的身份》系列吸金,在大陆,它们被叫做《谍影重重》,马特·戴蒙5年之间一共忘了自己身份三次,到第四部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干了,一换演员第四部口碑大跌。

而《碟中谍》吸取了教训,无论汤姆·克鲁斯年纪五十还是六十,男主角始终不变。虽说《碟中谍》系列是铁打的汤姆,流水的导演,但其实最早期的戏核是沿袭了德帕尔马在第一集设定的规则,往后的迪拜塔也好扒飞机也罢,视觉奇观都只是覆之以上的包装。其实学习物理出身的德帕尔马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格式化了《碟中谍》,而是他的其他作品,比如《情枭的黎明》《铁面无私》等。
▍间谍:秩序的守卫者?

我揣测大银幕上的硬汉形象最早大概是从约翰·韦恩开始的吧。在文明的尽头,蛮荒之处,天地间屹立着一尊韦恩,代表着某种坚定不移的秩序和意志。比如《关山飞渡》《搜索者》,据说为了致敬韦恩,洛杉矶在他去世之日全城降了半旗。

再往后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从西部片跨越到了硬汉侦探,随着文明发展进程,西部片不可避免衰落。

但是城市文明依然需要秩序的维护者。于是伊斯特伍德转战去了法定的秩序维护单位:警察局。1971年《警探哈利》(Dirty Harry)开始,他饰演一个行为乖张,在最后关头拒绝听从局长命令,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危机的警察。骨子里还是西部牛仔个人英雄主义在城市文明里的不可兼容性。从这里开始,个体反抗集体开始成为塑造个体英雄的必要前提。而到了冷战时期,间谍系列作为类型片的一种从文本走向了大银幕。

几十年之后,当初那种来自组织内部的障碍被继续放大:在最新一集《碟中谍5》中,汤姆克鲁斯所在的特工小组被昏庸无能的官僚主义取缔了,加大了他的外部压力,但其实在前一集中已经出现过了类似的桥段。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塑造的必要前提。他只有一个人,一支队伍,单枪匹马地面对不正义的世界。这意味着他们一旦失败了,没有抚恤金没有赔偿金更没有荣哀备至的八宝山。

在剧本环节,编剧就必须从各种角度和维度给男主角进行压力测试,有肉体的:扒飞机八分钟潜水;有情感的:用枪抵住老婆老朋友被绑炸弹;还有信仰的:被组织开除怀疑是内奸。这些统统不在汤姆克鲁斯话下。而撇开电影里那些花里胡哨的腿脚功夫,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间谍电影应该遵循两大类型逻辑。

碟中谍5 ▍第一个逻辑:身份是不可信的

从《碟中谍2》开始,汤姆克鲁斯易装打入敌人内部的戏份就持续上演,《碟中谍5》再次上演类似戏码。伪装身份是间谍工作的核心,挑选间谍第一步往往就是相貌,对于一个谍报工作者,过于浓烈的美丑其实都是负担,朴实无华泯然众人是间谍的标配长相。

根据《刺客聂隐娘》里的说法:“凡禽兽必藏匿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所以阿汤这种长相当间谍只可能发生在电影里。

大部分间谍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哈瓦那特派员》,男主角是一个失败的中年人,吸尘器代理商伍尔摩,身无所长,貌不惊人。阴差阳错居然被英国特工看上,发展成为下线,于是他为了得到津贴开始胡编乱造各种假情报,没想到居然步入深渊引来杀身之祸。

《伯恩的身份》更是如此,开宗明义就告诉你马特·戴蒙最大的困扰是:“我到底是谁?”这往往也是双重间谍的核心追问:“天哪,我到底站哪一边?”

碟中谍5
▍第二个逻辑:组织是不可靠的

慢慢地观影的供需矛盾开始转变,聪明的观众们发现,总是打坏人并不过瘾,坏人再厉害最后结局也是被打死的命。于是内奸戏份应运而生:
从《碟中谍1》开始,组织是不可靠的,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第一集最大的反面人物就是中情局局长,《碟中谍3》最后揭晓的坏蛋其实也就是开片善良无辜的汤姆好同事。类似的翻转在《碟中谍5》再次出现。所以其实难道是135奇数负责出内奸?

而同样从《碟中谍1》开辟的栽赃陷害设定,开启了汤姆克鲁斯的背锅侠身份。这两个规则都是自德帕尔马开始。背锅是间谍特工常见的设置,比如说连拍八季的《24小时》,打不死的杰克·鲍尔也经常为国背锅,这被视为某种荣耀或者考验。

因此对组织上的质疑是一个价值观,在电影中,被还原成个人与组织的对抗,从潜意识里,编剧和导演让观众接受了只要是组织都有可能出现系统性bug,即叛徒。

如果说武侠片的核心理念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间谍类型核心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叛徒”。

叛徒是无可避免的系统性难题,在人性这个无法更换的操作系统中,在每一集碟中谍里,汤姆·克鲁斯都要像勤奋的程序员那样捉出每一个bug。

碟中谍5
▍美国人凭什么可以合法持枪?

前面两段涉及了间谍电影的两个外表逻辑,那么接下来的追问才是间谍电影的核心:既然组织是不可靠的,那么当集体对个体犯下不义的罪行的时候怎么办?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不义层出不穷,教廷对哥白尼伽利略的不义,苏联大清洗的不义,麦卡锡主义的不义。

一种方式是相信组织和集体总会月朗星稀明月照大江,多年后平反还我公正;那么还有一种则是自备武器,积极对抗。

从历史来看:1776年美国之所以能够建国,源自于一种核心传统“对暴力与不义的反抗”,这是建国之本,而这种精神被好莱坞水乳交融地注入了流行大片中去。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废除奴隶制、信息产业革命等等,当然这些毫无疑问都带有经济层面的驱动因素,但是在价值观底座上都有“对不义的反抗”,废除奴隶制对人生而不平等的反抗,互联网对垄断信息的反抗。

“纪律严明的民兵作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须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是写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的原文。两百多年来,这也成了美国分歧最大最具争议的话题,持枪还是禁枪各执立场,和堕胎权利一样,每每遇到总统大选都会发酵一次。

从价值观层面上来说,既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叛徒,那么组织上必然不会永远正确,那么当组织对个人碾压的时候怎么办?

在最早的系统设定里,这个被宪法制定者们考虑到了。因此,持枪权被视为某种可以和四大自由并列的权利而被许可。因此是不是禁枪已经不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讨论话题,而涉及了美国独立的立国之本。

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像氏族公社一样,国家伴随着经济发展之后才发明出来的设备,融合了民族,宗教,价值观,土地所有权等等之上的一个庞大设备。至于是不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目前来看还说不好。

基于这个设备的操作系统则是人性的基础,而法律则是对人性中天然存在的缺陷予以束缚的机制。

就像电影中,个人英雄主义也许是一个解决方案,可是如果当这个“个人”也不可靠的时候怎么办?好莱坞电影之所以会选择汤姆·克鲁斯的漂亮脸蛋去演间谍特工,里面有一个天然的假定性:好人必然胜利。可是现实生活比电影复杂得多,现实生活中,好人不但获得胜利不易,而且经常失败。这才是我们需要电影里英雄取胜的心理需求。

当然持枪权利和使用枪支的权利是两个浑然不同的概念。假如持枪权利得到了许可,那么使用枪支的权利又该如何遏制呢?美国宪法先贤们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在法律制裁之外,他们给与的终极方案是教育和宗教,宗教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底线,在上帝的视线范围之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杀戮他人的权利,这就是堕胎争执的根源所在,当然以基督教立国也是美国诞生的前提。

权利和义务必须捆绑,所以一切简单粗暴把拥有枪支权利和滥用枪支的权力划等号那就是耍流氓。

其实长期以来许多人有一些思维误区:比如说人均枪支保有量高的地区暴力犯罪指数必然高,消费指数低的地区幸福指数必然高,失业人口高的地区犯罪率就必然高嘛?好像并不如此吧?

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碟中谍5》女主角瑞贝卡·弗格森颜值真的很高。

瑞贝卡穿黄色长裙暗杀的样子之性感帅气完爆前四任“汤女郎”,以至于让我们忘记讨论她到底有没有权利在公共场合使用枪械。哦,等一等,她好像是个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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